辽朝官宦大族，为质子不得志被忽必烈赏识，上书治国方略规划设计元大都，殊荣加身位列三公

公元1271年，忽必烈改国号为“大元”，此举标志着元朝的正式建立，元朝也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由少数民族为主导建立的大一统王朝。

忽必烈在位期间，尤为重视汉文化，推动了中华文明的传承、发展。

而这一举措的背后，有一个人功不可没，他就是刘秉忠。

他伴随忽必烈戎马一生，是元朝的开国元勋之一，并在元朝政治体制与典章制度的构建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。

他还是元大都的总设计师，精心规划并设计了北京最初的城市雏形，为后世的北京城市建设奠定了坚实基础。

下面，就让我们走进刘秉忠波澜起伏的一生，感受他是如何在改朝换代的动荡年代，坚守一个知识分子的品格，成为历史的推动者。

公元1216年，刘秉忠出生于辽金的一个官宦家族。

4年后，金国的邢州被蒙古政权所统治，刘秉忠的父亲随之投靠蒙古，并被任命为副都统。

刘秉忠自小便展现出聪颖好问的特质，并通过长辈的教导，受到孝悌忠信和礼义廉耻等道德观念的熏陶。

公元1224年，8岁的刘秉忠入学后，每日能诵读文数百言，展现出过目不忘的记忆力。

在学校里，人们评价他风骨秀异、志气英豪，在诸位学子中称第一。

公元1229年，由于父亲投靠蒙古并在邢州任职，刘秉忠作为嫡子，必须前往元帅府做人质。

元帅见到刘秉忠，认为他骨相非凡，必是可造之才，便命令下属教其文艺，也没有将刘秉忠列入质子行列，而是把他安排在幕司工作。

因此，刘秉忠得以接受天文历法、诗词歌赋、建筑图画等多方面的教育，并有机会接触和参与元帅府的政务活动，为他日后成为元朝的开国功臣和重要政治家奠定了基础。

公元1233年，17岁的刘秉忠凭借其出色的才能，被任命为邢台节度使府令史。

这个职位是负责文书的刀笔小吏，刘秉忠一干就是数年。

这让他深感自己生不逢时，家里世代为官，自己却只做了一个小吏，于是有了隐退之意。

于是，他便辞官归隐武安山，与全真教道士一同居住。

公元1238年，天宁寺虚照禅师赏识刘秉忠的才华，将他招入寺中剃度为僧，并让其执掌寺院书记一职。

寺院书记是佛寺的簿记案牍之官，掌文翰书写事。

虽遁入空门，但刘秉忠壮志未酬，继续潜心治学，寻求治国安邦之良计。

正值忽必烈为成就大业广纳中原人才，高僧海云禅师受邀前去拜见忽必烈。

途经云中郡南堂寺时，海云禅师发现在此云游的刘秉忠谈吐不俗、博学多才，于是力邀刘秉忠与他同行。

正是这次机缘巧合，使刘秉忠的人生轨迹发生了重大的转折。

公元1242年，在海云禅师的引荐下，刘秉忠拜见忽必烈。

在会面中，忽必烈发现刘秉忠对《易经》及《经世书》研究颇深，且精通天文、地理、律历、占卜之术，对于天下局势更是了如指掌，因此对他十分赏识。

后来，海云禅师南归，刘秉忠则在忽必烈的诚心挽留下，留在忽必烈的府邸。

从此，刘秉忠以僧人的身份成为忽必烈的重要谋士，两人之间情谊日渐深厚，常常彻夜长谈，彼此有了更多的信任和默契。

几年后，刘秉忠因父亲去世归家，忽必烈特赐黄金百两为治丧之用，并派遣使者送他到邢州，以表爱才之心。

刘秉忠服丧期满后，再次被忽必烈召回身边。

为报恩情，他从此竭尽全力辅佐忽必烈。

他上书治国条陈，字数多达数十万，阐述了重要的政治、军事策略。

他建议推行汉法，并以邢州为试点。

忽必烈采纳了他的建议，在邢台实行新政，从而使流民复业，社会安定，百姓生活得到改善。

这一举措让忽必烈更加坚信汉法的治世之功。

公元1253年冬，忽必烈带领蒙古大军包围大理城，并派出三位使者进城劝降。

没想到的是，这三名使者惨遭杀害。

忽必烈一怒之下，下令破城后屠城。

关键时刻，刘秉忠及时劝谏，指出违抗忽必烈的是大理国主而已，百姓无罪，并以“天地之好生，王者之神武不杀”的观念进行规劝。

忽必烈采纳了他的建议，转而采取怀柔政策，张榜安民，废除苛法，同时颁布严格的军事纪律，严禁士兵滥杀和滥抢，稳定了大理的社会秩序，保全了无数百姓的性命。

公元1259年，忽必烈进攻南宋时，依然遵从刘秉忠的建议，下令“毋肆杀掠”，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战争给社会带来的破坏。

同年，蒙古大汗蒙哥战死。

此时的忽必烈正攻打鄂州，为了赶回去抢夺汗位，他当即决定与南宋签订暂时停战协议。

公元1260年，忽必烈在部分蒙古贵族和汉臣的拥戴下，即大汗位。

忽必烈即位后明确宣布，要更改蒙古旧制，推行汉法，建立中央集权制封建政权。

而这离不开刘秉忠一步一步的引导，最终为元朝的建立奠定了基础。

忽必烈即位不久，便与刘秉忠讨论有关治天下和养民的良策。

刘秉忠提出了“采祖宗旧典，参历代古制”的建议，并为元朝制定了机构、朝仪、俸禄、官制等重大制度。

公元1264年，在其他大臣建议下，一直无名无分的刘秉忠被任命为光禄大夫，位至太保。

此后，他参与处理中书省政事，凡国家大小事务，皆知无不言，言无不尽。

刘秉忠虽位居一人之下，万人之上，却斋居素食，心如秋水。他深受儒、释、道三家思想的影响，既有儒家积极入世、济世救民的情怀，又有道家顺应自然、超然物外的洒脱，还有佛教修心养性、慈悲为怀的境界。

这使得他对名利财富毫无兴趣。

忽必烈赐白金千两，他都散给了亲朋和父老乡亲。

后来，刘秉忠综合考虑政治、军事和地理等多方面因素，建议忽必烈移都燕京，这一建议虽遭到蒙古守旧贵族的反对，但忽必烈权衡利弊后，最终还是接受了刘秉忠的建议，并授权他负责新都城的建设。

刘秉忠在多次实地勘察后，按照春秋战国时南朝北市，左祖右社的理念，融合《周礼·考工纪》《易经》的智慧，设计规划新都城。

他事无巨细，为都城寻找水源，确定皇宫方位和建城的中轴线，以及城隍庙的具体位置等事宜皆妥帖处理。

最终在刘秉忠的努力下，规模宏伟的元大都建立了起来，而这也奠定了北京市最初的城市雏形。

刘秉忠深知国家的发展离不开人才，于是他鼎力向朝廷推荐张之谦、郭守敬等人，后来他们都成为元朝一代名臣。

忽必烈能“得中土心”，赢得汉族士人、官僚的支持，与刘秉忠不断举荐人才有很大关系。

刘秉忠不仅在政治和建筑方面成就斐然，在文化方面也有着不可忽视的成就。

他建立了紫金山书院，在此聚徒讲学，并与张文谦、张易等人一同研究天文、数学等学问，讨论天下大事。

在紫金山书院，刘秉忠还发现并培养了郭守敬和王恂。

后来，五人各自有所成就，成为元朝政治和天文、数学、水利等方面的杰出人才，赢得了“紫金山五杰”的美誉。

刘秉忠还向忽必烈提出了改历的建议，虽然这一愿望在他生前没能实现，但后来由其弟子郭守敬和王恂担纲编制了《授时历》。

这部《授时历》也成为我国古代最精确、最优秀的一部历法。

刘秉忠也擅长诗文词曲，有《藏春集》《平沙玉尺》等文学作品传世。

他的作品风格如其人，潇洒闲淡而隽永，凸显了他儒释道兼通的深厚文化底蕴。

他的诗词既表达了他对自然景物的热爱，也蕴含着对人生的深切思考。

公元1274年，刘秉忠经忽必烈准许，在南屏山筑舍隐居。

不久，刘秉忠无疾而终，享年59岁。

忽必烈伤感地对群臣说：

“秉忠为朕尽忠三十余年，小心谨慎，不避艰险，言无隐情，其学问之深，惟朕知之。”

之后，忽必烈追赠刘秉忠为太傅，封赵国公，赐谥“文贞”。

元成宗时，刘秉忠被加赠太师，谥“文正”。

元仁宗时，刘秉忠又进封常山王。

在元朝，汉人封三公而位至尊者，仅刘秉忠一人。

刘秉忠的一生颇具传奇色彩，他是元朝的总设计师，为元朝的建立立下汗马功劳。

他让忽必烈意识到，要想元朝发展持久，就必须尊重中原文化、顺应国情民意。

他提倡的“采汉法，以儒治国”的治国理念不仅推动了元朝的繁荣，也使中华数千年文明得以传承和发展。

然而，他却始终淡泊名利，视富贵功名如浮云。

他一直怀有“士当以天下为己任”的精神，以出世之心做入世之事，体现了中国文人的本色。

刘秉忠高尚的人格和卓著的功勋，使他成为元朝乃至中国历史上不可忽视的重要人物。